上海市市北中学 高三(13)班 彭华

学《过秦论》时，惊诧于作者的议论纵横，文气沛然。疑问立生，这当真出自那个因“梁王坠马寻常事”而“哀伤付一生”的贾生吗?

再读苏轼的《贾谊论》，我的部分疑问得到了解答：“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正是苏轼的评价让我将注意力聚焦于贾谊的“才”与“识”。

在仔细查阅贾谊的生平资料及部分著述之后，我认为“才有余而识不足”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评价。贾谊之才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

施行仁政是贾谊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过秦》三论的上篇、中篇中都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如“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又如“秦王……不亲士民……焚文书而恃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都对秦恃酷法轻仁义而招致速亡做了深刻明晰的揭示，并且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汉初的政治方略上有一定的影响。

贾谊的政论之才还不仅限于此。在《藩强》、《大都》、《五美》、《制不定》等篇中，他指出任凭诸侯势力膨胀将带来“胫大如要，指大如股”的“恶病”，会严重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而，由此又提出了“割地定制”的主张，即将齐、楚、赵等大诸侯国分成若干小国，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后来汉武帝时代主父偃提议的“推恩”一策其实与贾谊的意见一脉相承，而在诸侯叛乱的征兆尚未突显的汉文一朝，贾谊能将此事作为“可痛哭者”郑重提出，不能不说是极具先见之明的。

在制度方面，秦易周制，二世而亡，汉朝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之后，必然要在制度方面做出探索。贾谊在《审微》、《阶级》两篇中极力强化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关系力图使“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并强调“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似乎有意借周代的思想、政治遗产来巩固秦制(汉承秦制)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探索。

在经济方面，贾谊坚决主张重农抑商，《瑰玮》篇言“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在《无蓄》篇中大谈无积贮存粮的危害。他还要求规范经济秩序，将钱币铸造的权力收归中央，即“上收铜勿令布下”，并在《铜布》篇中逐一分析“铜布于下”的多种祸患和“铜不布下”的各项好处。

西汉初年，天下万定，民生调敝，建立统一、稳固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毕竟对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更有利些。贾谊以上的措施可说明很好地顺应了汉初历史发展的潮流，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有积极作用，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贾谊的另一些主张，如：施行仁义使匈奴人民归附(《数宁》)，使民愚则不触法网(《瑰玮》)等，自有其不成熟乃至是落后的一面。但总的来说，明人李贽“通达国体、真实切用”的评价不虚，贾谊的治国安邦之才的确高人一筹。

然而，在如何对待官场，如何对待自身这些方面，贾谊也的确有见识不足之处。他初登历史舞台便急于崭新头角。如《史记》所载“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本来他的年龄、身份和政见就容易招致权臣的不满，而这种张扬的作风则可能使他在朝中更为寡助。苏轼说：“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感叹的正是贾谊对官场政治“识”之不足，不懂文帝以及诸大臣之心。

对这一点，苏轼给出了他的建议：“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灌、绛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就史实而论，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傅后不久，绛侯周勃被免相，几年后，灌婴去世，贾谊即便是折节攀附灌、绛也未必能优游浸渍，在朝中立稳脚跟，反倒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既被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又丧失了文人应有的气节。

至此，有必要提一下，《贾谊论》写于1061年，是苏轼二十余岁时的作品。那时，他的人生旅途正春风得意，他不曾经历辗转流落的辛酸和被君王弃置的无奈，他站在后来者的高地上，俯视着历史的长河，俯视着曾经鲜活的挣扎和失落。他带着十足的书生意气为贾谊筹划，以为能忍耐，会等待，有韬晦便可以“优游浸渍”，全然不曾想到真实情况下朝野争斗有多么复杂多变。就今天看来，这不能不说是少年苏轼的“书生之见”。试问，既然贾谊这个“乳臭未干”的洛阳少年不仅可能削去灌、洚等元老功臣的利益还可能危及他们在朝中的地位，他们又凭什么要慷慨地接受他抛来的榄橄枝呢?如今看来，苏轼本人也是个书生，他也收不起他所有的锋芒和锐气，早年的策论文章自成一说，却在新旧两党的交锋中他屡屡碰壁，这位放歌“大江东去”、满怀豪情的诗人终被一贬再贬，如月夜中的孤鸿，凄然远飞。虽拣尽寒枝不肯栖“，但苏轼终究是苏轼，在前后《赤壁赋》的超脱旷达中成就自己，并将这种思想贯穿一生。贾、苏两人才能、遭遇相似，人生道路却大不相同。

综观二人的人生轨迹，对于如何看待人生宠辱，苏轼是最有资格批评贾谊的。“不善处穷”的确不失为一个公允的评价。虽然在《鵩鸟赋》中，贾谊以齐死生、等荣辱的道家思想自我排遣，但他终究做不到“知命不忧”。如果他果真能说服自己置生死于度外，视宠辱如无物，又怎么因梁王坠马之事哭泣而殁呢?

或许“政论家”贾谊只是一个文人，他的心气与才情一样高，生命和情感一样脆弱。他登上政治舞台时只是个“洛阳少年”，人生谢幕之际也才过而立。短暂生命中的匆匆岁月尚来不及磨平他那文人的棱角。虽然，他比很多政客更高瞻远瞩，但那份张扬和脆弱决定了他骨子里仍是文人。

也正因此，古往今来，有无数文人墨客吟咏贾谊，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无贾谊之政治才能，他们有的只是文人的狷介、忠直、敏感以及比贾谊更为坎坷的遭际，于是他们以悼贾谊自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司马迁大胆地将贾谊与屈原合传，低徊咏叹之间，正仿佛自己是又一贾生;唐代的诗家杜甫、刘长卿、戴叔伦、李商隐等也多有悼贾谊之文字，正如贾谊悼屈原;清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用贾谊之典诔晴雯，其中多少也寄寓了他自己平生之孤愤。江山代有才人出哪，又代有才人怀着狷介正直高标傲世之心被抛入人生的低谷，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前发出带着血泪的歌吟，他们之痛苦无奈一如当年被贬于长沙的贾谊。面对这段千疮百孔，满是裂痕的人生、仕途，他们，还有贾谊，都无路可走。

苏轼自然也是文人，也浮沉于宦海。或许仅就政论之才而言，他尚不及贾谊。《贾谊论》中苏轼之“识”，结合贾谊的生平分析，还是有不妥之处的，但较之其他论者，毕竟更有积极意义。故而，面对与贾谊相似的遭遇，他却成就了别样的人生。他既生活在宦海，也生活在别处。纵然是处处碰壁，他既不以物伤性，便能“何适而非快”。在山水间，在美食中，在佛老的世界中，在琐屑的生活里，他拥有了丰富的精神依托。我不知道，他是否每时每刻都能做到“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也不知道他在向往蟾宫琼楼与唯恐高处清寒间徘徊的最终归宿，但我知道，他终究是将他平凡、乃至困苦的生活修炼出诗意的、禅意的光彩来。这是苏轼远超贾谊、远超绝大多数文人之处。“然则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贾谊论》中的一问，被苏轼以他自己的平生做出了此文中更深、更广的回答。

这一句话在《贾谊论》中的出现，在我看来，有出于“应制文”售予帝王家的客观需要，但却道出了文章恒久长存的现实意义：

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塑造出一个全然符合自己理想的时代，我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这时，是沉溺于“不遇”的痛苦之中，日夜哀歌呢，还是伤心沮丧，草草发送依然美好的年华呢?是满怀愤懑，奋力挣扎呢，还是万念俱灰，甘心沉沦呢?其实都不必，不管世道如何，人生终有可为之事，此路不通，自有他途，如西谚所言“上帝在关上门时必会为你打开窗”。再有，若是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世间大有可为之事!

　主要参考书目：

1 《贾谊文选译》 巴蜀书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2 《古文观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6月第一版

3 《千秋文人万古情——从史汉贾谊传之偏至看班马修史立场之异同》(太黑著)摘自《新民晚报》 7月18日 星期日 B7版

4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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